4月2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向社会发布《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》，要求严肃追究、坚决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。
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，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，是重大民生问题。如何杜绝因患者及其家属不能理性对待诊治结果而暴力伤医、打砸医院、聚众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，维护正常医疗秩序，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智慧。
6月24日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了第四场“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”网络建言会，主题是“医疗纠纷的化解”。建言会上，省卫计委、省医调委、地方公安局、医院、学者、患者等代表交流碰撞各自观点，探讨化解医患纠纷的方法。
■嘉宾 ■观点
廖新波 省卫计委巡视员——有法必依
谭培安 中山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——依法治理
王 辉 省医调委主任——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
林慧莲 伊丽莎白妇产医院副院长——医生患者都要懂法守法
付四毛 中山市博爱医院副院长——根绝医闹市场
杜仕林 南医大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——重视沟通协调，综合治理
庹明生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——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
林全有 患者代表——希望有更公正的第三方
▶▷现状及特点
去年全省医闹案件500多起，妇产儿科是重灾区
南方日报：最近几年，我省各地仍时有发生医患纠纷，甚至有的演变成“医闹”事件，请问我省医患纠纷现状如何？
王辉：医调委是2011年6月正式挂牌成立，至今年5月底共处理了767宗“医闹”案件，其中2013年处理307宗，2014年1月至5月底处理106宗，这是医调委处理案件的量。另外，省领导在解决医患纠纷和打击“医闹”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，2013年全省医患纠纷有2.1万件，其中属于“医闹”案件的500多件，平均每月41件。
“医闹”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家属和亲戚朋友聚集闹，如果闹不了就采取冷暴力，跟踪医生、天天在院长办公室等；另一种是有组织的，黑社会参与或职业“医闹”搞的，他们是以谋取利益为目的。
我认为，近一两年广东的“医闹”案件是下降的，这是因为去年我省出台了相关文件，明确了医患纠纷处理的五种途径。此外，医调委的成立也在百姓中间树立了公信力，有利于减少闹的现象。
谭培安：拿中山来说，整治“医闹”之前，2011年底和2012年初，中山的“医闹”案件呈爆发趋势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5起，都是砸医院、堵门口、拉横幅、摆设花圈灵堂，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。
而且，当时中山的“医闹”案件有个特点，就是职业“医闹”特别多。有媒体朋友告诉我，说一个小孩披麻戴孝在医院门口哭，但问起他的父母在哪，他却指向哭丧队伍里的人。再了解，原来家属和医闹者是采用“四六开”的比例分配赔偿款，医闹者拿的比家属还多。
南方日报：这些医患纠纷有什么特点？
王辉：只要一死人就“医闹”，“医闹”变得越来越没底线。病人死在医院里的闹，死在家里的也把尸体拉到医院去闹，交通事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的也闹。今年5月份云浮发生了一起“医闹”事件，工人在盖房子的时候摔下来死亡了，屋主却以救护车没及时到达为由到医院闹，要求赔偿60多万元。这说明“医闹”已经是不讲究原因不讲究责任，只要钱了。
杜仕林：每一个科室都会发生医患纠纷，但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，儿科和妇产科最多发，尤其是产科，只要小孩稍有不适，比如窒息什么的，家属肯定会找麻烦。
另外，相对于公立医院，民营医院更显劣势，是弱势群体，发生医患纠纷后处理的办法不多。但数据显示，民营医院发生纠纷的案件数量低于公立医院，原因有两方面，一是民营医院在筛选病人的时候更谨慎，采取惹不起就躲的方法；二是民营医院在服务上更人性化。
庹明生：两个方面，一是全国整个医疗审判诉讼案件量在下降，但在审案件量在上升；二是涉及暴力的案件在逐年上升，而且一个案件里受伤的人数越来越多，施暴者和受害者没有什么规律，很多时候受害的医生都是和纠纷无关的。
林慧莲：有一个医疗事故发生后，我陪着患者家属两天，聊得很好，我们说要依照法律处理这个事情，医院有错我们绝对负责，跟他沟通得非常好，他还认我当姐姐。但是过了几天他立马就变了，可能是回家后有人教他怎么处理。当天来砸医院应该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，因为他们拿大块砖头砸医院的玻璃外墙，而现在在广州想找一块砖头都难，大砖块应该是提前准备好的，这种有组织的“医闹”使医院损失惨重，很多病人要求提前出院。
▶▷主要成因
医疗行为是实验行为，医疗效果难符合患者期望
南方日报：医患纠纷频发，“医闹”难以杜绝，其原因是什么？
廖新波：我认为医患纠纷频发的原因有三个：一是长期以来造成的不闹不解决的态势；二是患者不理解医生，医院不耐心甚至粗暴对待患者，从而导致双方用极端方式维权；三是某些人员在背后不断煽风点火、出谋划策，把小事闹大。
林全有：我说说我个人的经历，大家听了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闹。家人去世之后，因为观念原因，我们没有做尸检。我们找了卫生局及相关部门投诉医院时，他们都问我有没有证据，没做尸检，哪来的证据呢，所以相关部门也没法帮我处理。
和医院协商不成功，因为没有证据没法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调解，也走不了法律途径，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。我不懂法，也不懂医疗技术，但我认为，我的家人是活着进医院的，怎么就横着出来了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所以我要闹。
庹明生：大多数家属在患者死亡以后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维权。他们意识到需要马上问医院要病历做证据，但医院一般都不给，说需要3天或一个星期后才给，甚至是出院才能拿。按我对法律的理解，患者及其家属什么时候要病历，医院就应该什么时候给，至于最近的治疗还没记录在内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如果你不给他，医患两方就失去信任，影响接下来的沟通。
杜仕林：医患纠纷频发和医疗服务本身的特点有关系。台湾对“医疗行为”的定义非常准确，医疗行为就是一个实验行为，每一次做手术就是做实验，很多东西是无法预料的。患者期望很高，而医疗效果达不到期望时，就会产生医患纠纷，这无法避免，关键是发生之后如何合法地处理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南方日报：患者维权的协商、调解、诉讼三个渠道是否畅通？
王辉：通过院方协商，包括卫生行政协商，有时候程序是不公正的，更多时候这个协商只能是一方受损一方得益，要么就是医方得益，要么就是患方得益，因为它是没有程序可言的，没有依据你怎么协商？我是反对院方跟患方协商，应该需要有一个专门的、权威的、公正的第三方机构进入调解程序。我们在省内11个地级市开展调解工作，90%的纠纷都是通过医调委解决，只有5%-10%是通过法律诉讼解决，这说明调解是有效的。
庹明生：诉讼一般需要两年时间，但我现在有一个2008年的案子还没解决。律师接到案子后，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起诉，起诉之后法院一到两个月开庭。委托鉴定机构是最耗时间的，目前全省只有两家官方鉴定机构，出医疗事故鉴定结果要一年以上。
▶▷办法和出路
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
出台医疗责任保险
南方日报：我们已讨论了广东医患纠纷的现状和特点，也分析了原因，下面请大家出谋献策，谈谈如何化解医患纠纷、杜绝“医闹”现象。
庹明生：长期保持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公正性是很困难的，我认为要出台医疗责任险。如果每一个调解都跟医院有关系的话，中间是有问题的，比方说我第一次跟医院没有关系，第二次调解就可能发生关系了，久而久之患者就会不相信调解。
出现医疗意外对于医生、医院来说是正常的，但对于具体的患者，风险让他一个人来扛是不对的，要有这个保险机制。另外，区分过错造成还是并发症也是判断医疗行为的难题，如果让患者一个人承担概率很低的并发症，也是不行的，因而需要保险机制。
付四毛：公安得有震慑力。最近这个星期，一位患者在我们医院做第三次手术时死了，他的十几位家属从外地来到中山，想在医院闹事，但警察告诉家属，中山是不准闹的，面对3倍于家属人数的警力，他们最终没敢闹。同时医院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答应给予适当赔偿，医患双方用了两天就协商好了。我认为医院购买保险并不是一个好方法，此前我们院也参保，但患者家属把尸体摆在医院里闹事时，保险公司也没办法劝阻，这个时候医院买了1000万保险也等同于没买。
谭培安：中山采用“三措并举”的方法整治“医闹”。第一个举措是医疗卫生部门要做好服务工作，从源头上减少纠纷，提升医德，改进医风；第二个举措是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省、市医学权威做顾问，建立一个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，为医生和患者维权；第三个举措是要求公安机关接到医院的报警后必须到达现场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置。我们是要求出动3倍于患者家属的警力维持现场秩序，如果发生闹的现象，立刻带离。
南方日报：外界存在一个观点，认为中山的做法涉嫌过度使用警力，您怎么看？
谭培安：我的理解是中山目前没有过度使用警力。从实践效果来看，中山两年多没有发生“医闹”案件；从处置案件过程来看，警方没有侵犯医患两方的合法权益，只是维护秩序或文明带离现场；从工作方式来看，我们只是从事后取证变为事前预防，这也是符合有关法律的。
南方日报：请其他嘉宾也谈谈。
王辉：我认为需要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。这三年广东医调委为什么调解了那么多宗“医患”案件，获得患者的信任，就是因为第三方调解机制。像付院长刚才说的，如果保险只是为了商业不是为了化解纠纷的保险，没有意义。
杜仕林：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判断医疗纠纷中的过错责任。其实优秀的法官不需要看鉴定结果就知道医院有没有过错，但他不愿意判，这是因为判了以后可能引起医院、患者的不满，从而纠缠不清。成立专门的机构可以解除法官的顾虑，从而加快判决速度。
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，重在疏。疏有两方面，一个是疏心，让患者心情舒畅；一个是经济赔偿，两者要结合。第三方解调机制具备的专业性、公正性使得他们在这方面工作具有优势，但不同的第三方机制有不同的优缺点，所以引入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要多元结合。
